这句话出自政治学者杜兰笔下。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两大原理，其一是“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原理”；其二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影响力原理”。 翻阅《贝尔格莱夫经济学词典》，见有“免费午餐”条，细阅之下，不禁自觉笔者较早前所写有关“免费午餐”的文章有“不详不尽”之弊。事实上，不断发现新资料或富有启迪性的新观点，正是读书的乐处。 在香港，“免费午餐”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笔者可以说是第一个将这个词介绍到香港的传媒界人。和一般人甚至象牙塔中人一样，笔者向来以为这句至理名言是货币学派大师佛利民所“铸造”。1997年6月中旬，佛利民前往以色列接受希伯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与以色列国会财经委员会主席路年思言谈甚欢。路年思说，犹太教教义可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概括之，其余都是次要；他请佛利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其经济学精义，佛利民脱口而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是我的经济理论的全部，其余只是枝节！”佛利民著作等身，见识精深博大，而竟用这几个如此浅俗的字概括他的学说，可见这句话含意之深。 其实，在此之前，“免费午餐”已是佛利民的“招牌货”。他于1972年出版的杂论集《一个经济学家的抗议》在1975年再版时，已改名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上述种种，令笔者得出这句话是佛利民所“发明”的结论。 但是，近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波云的《经济结构术》（《Economic Statecraf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现原来这句话出自政治学者杜兰笔下。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两大原理，其一是“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原理”；其二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影响力原理”。 至此，我们当知道“免费午餐”并非佛利民所创。不过，佛利民名气大，杜兰亦只好让位了。而且事实上，对于此一“原理”的推广，佛利民是功不可没的。 一如大家所知，社会上任何低于市价的商品及服务，都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津贴的——享受“免费午餐”的“普罗大众”，亦因为被抽间接税而作了贡献——而由于派发“免费午餐”的行政费用特别高，“免费午餐”其实是十分昂贵的！ 可是，据替《贝尔格莱夫》写“免费午餐”词条的作者的考证，“免费午餐”一词始见于19世纪，当时的酒吧和客栈，为了吸引客商光顾，纷纷在门外张贴广告，以“提供免费三文治和零食”为招徕；但顾客若只吃三文治而不“买醉”，很快就发现不能照字面解释来理解这句广告。不买饮料只索取三文治的人，毫无例外被“抛出门外”。显而易见，“没有免费三文治”，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前身”。 正式用上“免费午餐”这个词，始于1933年美国 “新政”时期，为保守派政客和评论家所创用。比如著名评论家孟肯和以写《经济学入门》而享盛名的经济评论家亨利·赫列特，在著作中就多次用“免费午餐”来形容社会福利事业，以说明福利其实十分昂贵。众所周知，政府本身不能创造财富，政府费用必须靠抽税而得。换句话说，政府推行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都由纳税人奉献，而执行福利政策又形成了庞大的政府架构，这就是免费福利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 到了越战期间，主张强迫征兵制度的人，认为适龄学子有义务应征，这是他们接受免费教育的回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便是接受免费教育且认为教育真的免费的学子所应接受的现实。 越战结束之后，“免费午餐”一词渐渐无人提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流行在T恤上印上一句时髦口号，“免费午餐”这句话逐渐被商人看中。不过，若非佛利民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上反复分析天下根本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免费午餐”是不可能如此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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