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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十四天自由行（四上）
欢天喜地
（对不起，下次远足的准备工作太繁重，“台湾行”最后部分一直拖到现在。 这已经不像游记了，但对我来说，旅游不仅仅是观光，结交当地朋友，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人，是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大大提升旅游的价值。 此部分不仅记录了台湾人之说，也参考了网络、纪录片、学者研究。旅游也是促使自己学习的过程，不是吗？）
听台湾（1）
对大陆很多人来说“台湾”听起来那么熟悉，但似乎又那么陌生。在新闻宣传一边倒的氛围里，即使你是学历史的，你敢说你了解台湾吗？我们已经养成了偏听偏信的陋习，忘记了当我们对任何事物做出法官似地判断的时候，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这次台湾行，有吴先生这样曾在国军中服役20年的好旅伴，我下定决心，闭上自己的臭嘴，好好倾听台湾人怎么说（包括境外人怎么说）；放下唯我正确的高高在上，平心静气地认真倾听。 由于思维和语言已经形成了“大陆定势”，我第一天参观军史博物馆就出现错误。在和吴先生的交谈中，我提到“国民党的军队”，这是大陆人习以为常的说法。吴先生说：其实没有“国民党军”，虽然军队早年要求忠于党国，但建军一开始就称为“国民革命军”，就是要建立一支忠于国家的军队，在台湾一直都称为“国军”。其实我也早就认识到，军队应该忠于国家而不是任何政党，否则国家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但还是在无意识中犯了违背自己思想的逻辑错误，习惯了大陆的称谓。我不禁疑问：我们的宣传是否有故意的偏差？ 我问吴先生，为什么你称自己是“老虎”？吴先生说自己过去是军人，军人被称神仙 、老虎 、狗。国军部队穿一身老虎皮，老虎---如猛虎下山；神仙---除了不能生小孩外样样都能做；狗---要忠於国家。
日本统治时的台湾 甲午战败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接手对台湾的统治，长达50年之久。我们都知道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大陆的残暴，因此我第一想知道日本人是如何统治台湾的。 与入侵大陆不同，日本人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得到台湾的，因此在台湾采取的政策不同于大陆。台湾被看做日本的最南端，台湾人被看做法律上的“日本人”，但又绝非与大和族的“纯正”日本人平等相待。用当时日本派驻台湾的总督的话来说：“粗野幼稚的当地人民无法理解民权思想，日本国内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湾不能通用。” ，即日本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在政治权利、法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与大和族日本人相比，受到了很大的差别对待。如不能享有大和族日本人那样的选举权、免费初等教育、同等工资以及自由移居等权利。 台湾人早期采用武装暴动方式反抗日本的统治，被彻底镇压后，改为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抵抗。通过成立政治协会、创办政治刊物，以及建立政党（如1927年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民众党”）等，开始了争取民权、争取自治的运动，这些运动也是现在“台独”运动的前身。民权运动要求日本政府对台湾人与日本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平等待遇。 面对台湾的“合法”民族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是明显的违宪行为。当时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人的非暴力民权独立运动，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一些日本人甚至支持台湾的自治运动。这与后来国民党政府对“台独”的严厉镇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也是今天部分台湾人比较亲日的一个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国血统的台湾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日本一改过去对台湾的 “愚民政策”，开始在台湾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广日语（公立学校不再教授汉文）。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30年的不到30％，1938年猛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44年更增加到70％。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台湾的中文报纸、中国传统节庆活动也被禁止，台湾人被强迫参拜日本神社。1940年又开始号召台湾人自愿改用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运动”，但后者收效甚微。吴先生说台湾人采用“分拆字”的方法应付。如陈文华分拆成耳东文华，蒋玉莲改成草将玉莲。只有0.1％的台湾人真正改用了日本式姓名。 虽说台湾人并不喜欢这种皇民化运动，但在战时的严厉统治下，台湾人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不过皇民化运动中的普及教育运动，使台湾人口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对后来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几个月，日本议会才立法给予台湾人参政选举权，并废除了“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把台湾人一律称为日本人。但具有了参政权后，台湾人就不得不和日本人一样服兵役，其代价也相当高昂。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共有约20万台湾人作为军人或军夫参战，战死和病死者约3万余人。 在经济方面，尽管日本在台湾的早期统治者拒绝向台湾引进西方式“精神文明”民主主义，却积极向台湾引进西方式“物质文明”。日本动用巨资在台湾兴建铁路、港口，大搞城市基本建设，发行台湾货币，建立以制糖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大大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1937年以前，日本遵照欧美殖民地的惯例，只在殖民地搞农业和轻工业，不搞重工业，人为地制造宗主国和殖民地在工业技术方面的差距。1937年以后，随着皇民化运动的开展，日本开始在台湾兴建钢铁、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使台湾的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939年开始，台湾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业化”殖民地。 日本人也在台湾大力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耕地面积的55％实现了水利灌溉，从1895 年到1925年的30年间，台湾的粮食产量增加了4倍，蔗糖产量增加了15倍，对外贸易额也增加了4倍，基本上灭绝了传染病。 1935年，中国的国民政府派考查团参加了“台湾统治40年纪念博览会”。考查团回国后，对台湾的经济成就赞不绝口说：“台湾给人家搞了40年，就和中国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
大陆抗日战争 台湾的近现代历史与大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不得不说到大陆的抗日战争。 日本人从未满足于得到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更觊觎着中国大陆这这块硕大的肥肉，1931年入侵大陆东北，1937年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吴先生说蒋介石抗日最恨两个人，第一个恨的是张学良。我想吴先生说得对。今天台湾和大陆的一些历史档案已经开放，研究表明张学良当年对国民党起过异心。在共产党影响下，他曾想加入共产党，但苏联曾与其父有血仇，未获批准。张学良1936年的西安事变也并非为抗日，而是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北靠苏联以割据西北。但他没想到苏联对西安事变持激烈抨击态度。原因很简单，当时，欧洲局势已经紧张，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在远东钳制住日本，他不可能寄希望于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张学良，只有蒋介石国民政府能担此重任。西安事变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想分裂中国，煽动亲日派张学良搞的。可想而知张学良对此会有什么感受，张学良纵有万般杂念，却未曾想会背上亲日的罪名。因此事变不久，张学良的态度突然发生180度大转弯，居然瞒着周恩来，瞒着其它两方，马上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蒋回南京，甘愿受审！被囚禁后的张学良，门前始终矗立着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徽，彰显着他后半生的忠心不二，但忠心也好、后悔也罢，西安事变对他本人和对国家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蒋介石，比其它人更明白与当年的共产党合作意味着什么。日本与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死敌，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不得不为其中一个死敌提供国家援助，任其发展壮大，使国民政府在赶走日军后也把自己埋葬。 第二个恨的是吉星文。吴先生的这一说，出乎我的意料。但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1937年吉星文面对卢沟桥日军的故意挑衅，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立即抗日。据说当晚蒋介石在自己的公馆整夜没睡，来回不停地踱步，非常艰难地做出了正式抗战的决定。对蒋介石来说，做出这个决定确实太难了。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在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差不多70年，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几年军事，深知日本的强大和我国当时积贫积弱的巨大差距。要知道当年的中国一盘散沙，1930年国民政府才勉强“统一”中国（还存在着共产党的割据和夺权威胁）。为了这个“统一”，为了换得地方军阀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一些地方军阀做出很大让步，军阀们几乎仍然全部控制着地盘内的政治甚至经济资源，国民政府主要靠东南沿海的关税等收入和在这些地区发行公债勉强维持运转。也就是说统一的战火刚熄灭，整个国家甚至还没有真正凝聚起来，也没有真正撑得起的工业，完全是一个烂摊子，31年万恶的日本人就侵入东北。吴先生说，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时，国军部队正在加紧组织编制，加紧扩大，还没有理顺，很多部队缺乏起码的训练，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仓促上战场，有的甚至三人一支枪，怎么打？？如果抗战再推迟3-4年，局面会有很大不同。 但是蒋介石还能不打吗？31年撤出东北已经背上了“妥协投降”的骂名，西安事变时自己作为国家首脑甚至都被军队扣押，各方都以抗日的名义来要挟，吉星文已经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如果再不接招，国民政府完全有被全国抗日怒火推翻的危险，一旦中国失去政治领导中心，日本人要完全占领中国将不费吹灰之力，这正是日本人希望的啊！吉星文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抗日计划。 吴先生说，其实想起来蒋介石很可怜，为了稳住“北极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人质。当年围剿红军，甚至冒着自己的儿子可能会在苏联被斯大林迫害的风险（36年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时期，蒋经国失去了所有工作，并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监视）。西安事变后，斯大林认为只有蒋介石能领导中国人抵抗日本人，于是才同意让蒋经国回国，并在抗日期间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定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与日本的战争一旦打响，蒋介石便不惜血本坚决抗战。37年8月与日本的淞沪大会战，蒋介石调集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包括自己的中央军精锐部队，甚至他的还在受德国训练的精锐部队也送上了前线）投入战斗，日军25万人，国军打得非常英勇，整整坚持了三个月，但军力悬殊最后不得不撤退。李宗仁将军在回忆录中指出：“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这场战役虽然失败了，但表明了中国坚决抗战的决心，为华东金融、工矿企业内迁赢得了时间，，最终美国和英国站到了中国一边。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这一次浴血抗日中损失了三分之一，使蒋的实力大为削弱。 八年抗战打得确实艰难，今天连大陆也不得不承认，当年日海空军实力远超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30年代日本科学技术已逐步实现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国除小型枪炮外，什么大型飞机、大炮和船舰都不能制造。 据资料分析中日军力对比，综合编制装备、武器发射速度及火力、士兵训练、机动能力、补给能力和海空军对地面部队作战之支持等各种因素，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只及日军的十分之一至十二分之一。不仅如此，笔者曾看过一部境外纪录片，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甚至经常偷偷地大规模使用毒气弹，中国军队根本无法招架！当我们指责蒋介石“妥协投降”、国军“节节败退”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脸面发烧？当我们怒斥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讲点良心？当我们指责国民党“片面抗战”时，我们忘记了37年初蒋介石曾派晏阳初去湖南动员3000万民众抗日，晏阳初撤消了2/3的县级腐败官员，动员工作有声有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和民众动员，为后来湖南顶住日本的进攻起了关键作用。在宣传中我们故意篡改或淡化了很多事实，使我们头脑中的抗日画面竟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固然共产党后方根据地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日军，但我们怎么可以因此否认国军抗日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对历史的歪曲，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们愧对英勇捐躯的国军200多位高级将领和320多万伤亡战士的英魂啊！
戡乱时期（大陆称解放战争） 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终于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国内局势已经大变。 国民政府失去了农民。抗日期间东南沿海沦陷，国民政府失去经济来源，只能把抗战负担压在农民身上，税负的增加、地方乡镇的腐败，农民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相反那时的共产党在农村相对清廉；更要命的是，在大大扩张的红区，通过血腥的“土改”，成功将农民分成两大对立阵营，斗争中欠下不少血债的80%的农民为防止20%的被迫逃亡的斗争对象（绝大部分并非所谓“地主”，也是普通农民）返乡倒算，从最初的同情共产党变成为其狂热的拥护者，共产党实现了最成功的战争动员。而这众多的农村逃亡难民则成为国民党烫手的山芋。武装他们返乡吧，会得罪80%的农民，于是国民政府陡增20%农民的供养负担。蒋与毛都算得上是党争的好手，但在糊弄中国老百姓方面，恐怕没人能与毛一争高下。 国民政府失去了知识分子。谋求发展时期的共产党，严厉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民主宪政的宣传一点不亚于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过请美国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的说法。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深信不疑，站向了共产党。 国民政府失去了军事优势。军事上八年抗战已经把国民政府消耗殆尽，元气大伤。吴先生说，在国共交锋的戡乱时期，国军已经疲惫不堪，十分厌战，更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很多部队从战士到连长，战争一开打就逃跑。一些地方军队蒋介石根本调不动，由于抗战300多万国军的损失，国军后期的部队很多是抓壮丁临时拼凑，缺乏训练军纪也很差、很腐败。已经完全不是抗战期间在后方迅猛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的对手。 谁胜谁负不用多说，历史发展不讲道义不讲原则，没有规律没有必然。只在于人们的选择。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台湾 1、陈仪政府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宣布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台湾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约有50万，国民党政府决定将这些日本人遣送回日本。但战败后的日本国内缺粮少房，日本人回国后将面临十分艰难的生活。由于很多日本人已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再加上台湾人没有对日本人进行报复，所以有约半数的20万日本人，申请永久留住台湾，甚至有不少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最后除了极少数技术人员“留用”以外，其它日本人均被遣送回国。 国民政府接手台湾统治时，台湾当地人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很多台湾人非常高兴回归祖国，日本统治时台湾最好的水果都被编上号给日军将帅吃，最好的米也被运走。还规定台湾人必须改成日本名字才能领到糖。煤也不让台湾人用，都往日本运。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里，将台湾的资源掠夺殆尽。黄金、铜矿、木材大量运往日本。阿里山30多万棵参天红桧大树被灭绝性砍伐就是明证。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台湾人有着浓厚的亲日情结。与对待大陆的政策不同，日本是将台湾作为自己的一个省来统治的，给台湾带来了工业化、教育化和法制化。台湾当时在这些方面的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大陆，甚至高于除日本以外亚洲的其它国家，日本人在台整整五十年的统治，日本的文化进入了几代台湾人的血液。年轻人更是在日本文化教育下长大，对中国文化已经有所疏离。还有一部分人则处于以上两面的矛盾纠葛之中。第四类人则认为这是“台湾独立”的绝好机会。希望“台独”的台湾人联合一部分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台湾独立”计划。如此等等。 当地台湾人如此，而45年后派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及军人，以及49年陆续撤到台湾的国军部队及其家属，则成为第五部分人。他们亲眼目睹日本人在大陆的残暴，亲身体会在日本侵略下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3500多万同胞的伤亡，56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无不让他们对日本人具有切齿之恨。不同的经历使他们对台湾部分人的情感难以理解。 很明显，对国民政府来说，如何接手台湾的统治，潜伏着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是国民政府派来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最初却没有充分地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吴先生说，台湾人看到的是：在政治方面，来台的国军不仅穿着破烂，军纪也很坏，抓拿骗吃无恶不作，十足的兵痞，很快遭到台湾人的痛恨。大陆籍官僚不久又垄断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使得台籍精英参政无门，严重挫伤了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情感。另外政治体制、法律规章缺乏衔接；接收人员与台胞语言沟通的障碍；接收人员的科技水准较差，低能腐败；使台胞心生厌恶。 经济方面度量衡不统一导致市场买卖常发生误会；陈仪政府在接收日产后，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效率不彰。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由于大印钞票，台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工厂和生产企业一家家的倒闭，生产下降。大陆来的官员拼命中饱私囊，台湾人埋怨说，他们每装好一船的货物运出岛外，就运回一船贪婪的中国大陆人。这些都加深了一些人的亲日情结。 一些大陆籍军人也不得不承认，当初亲眼目睹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桃花源境，不到一年功夫就转变为街头已有行乞，以及偷盜、劫案叠出的社会。 在文化方面，如何对待日本文化留下的遗产，陈仪政府与台湾精英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大环境中，来自大陆的陈仪政府很难理性地看待日本文化中的合理成份，而加以容忍并吸纳，直斥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人奴化，是汉奸。在陈仪眼中，台湾光复后的去殖民化就是中国化，以中国文化灌输于台湾，变有日本色彩的台湾人为中国人，保留台湾总督府的行政体制、经济架构，落实三民主义，使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建立公营经济，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台胞安居乐业，成为台湾真正的主人，不再被资本家和地主剥削。 而在台籍精英看来，台湾的去殖民地化是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由台湾人做台湾的行政首长、各级主管，公营企业应由台胞经营主管，保持日据时期的廉洁高效、遵守法制、社会安定，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维持地主土地制度不变，而不是把大陆那一套贪污腐化、任人唯亲、低效混乱的东西带到台湾。 针对陈仪的“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台湾《民报》发表社论，指出“国内的现在的习俗思想，未必全可以为我们的模范。” “固然日本统治以后所发生的习俗思想中，有违背三民主义的，必须彻底地剪除，但其中亦有若干要素，是法治国的必须条件，在最低程度的文明社会，亦所不可缺的。比方守法的精神社会公德等等。”“本省人向来对这些事项极有遵守尊重的精神，若是以此为日本奴化政策的结果，而且以国内没有而加以否认拒绝，则我们是应当绝对反对的。关于这点，我们不但不要‘中国化’，而且积极要求外省人士中不少份子来个‘台湾化’。”针对一些大陆官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以中国化为旗号，全盘否定台湾文化，台籍精英不能认同。 1946年9月起陈仪政府为了消除日本当年“皇民化”的影响，陆续颁布命令禁用日语。导致30余万台胞，顿成文盲或半文盲。台湾的公务人员，本省籍的占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的公务人员，负责任，守纪律，服理从善，办事认真；而其唯一的缺点是不通国文国语。对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如律师、日语教师，则顿时失去饭碗。在台胞看来，在一年内改用汉语汉文，实在是强人所难。如果能够变通一下，国语、日语共用，再慢慢过渡，本可以减少磨擦，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国语独尊是对台胞缺乏同情和理解。 50年后两岸重逢，种种不适应的症状暴露无遗。应该说文化冲突的主要责任在陈仪一方。 对于台独派，当时的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反对“台湾独立”计划，坚持遵守条约将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使这次“台湾独立”计划夭折（安藤在办完对中国的政权移交手续后，作为战犯被逮捕。在押送上海受审的途中服毒自杀）。后来陈仪政府接管政权后，对这次“台湾独立”活动的参与者进行了处罚，首要分子均被判刑。 镇压台独派相对简单容易，但如何对待台胞日益积累的愤懑却要复杂得多。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圆环查缉私烟，殴打老妇林江迈，误毙路人陈文溪，激起围观民众的不满，群众从最初的要求缉拿凶手，逐步发展成示威游行，请愿，冲击政府机构，一年半来积压在台胞胸中的苦闷、委屈、辛酸忍无可忍，终于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学生停课、机关罢工。事件发生后，各地成立的处理委员会，成为政治改革的团体。共同提出了“县市长民选”的民主改革要求。 在请愿过程中，群众与士兵发生扭打，遭到枪击，死伤几人。群众更加愤懑。反抗升级。不少民众穿着日本服饰，操日语，使用日式武器，唱日本国歌，发布日文战报，令大陆军公教人员颇为害怕。群众进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在全市搜寻外省人，疯狂报复，不分老幼、男女及职业，凡是街上穿中山装、西装及说国语者，或被殴伤，或被击毙。反抗从北部迅速蔓延全台，最后国民政府进行残酷镇压，扑灭了这次反抗。 这次事变中及事变后，不少台湾精英惨遭清洗，李瑞汉、汤德章、林茂生、陈忻……举不胜举。他们中不少是受当地人景仰的，代表社会良知的参议院；知名律师、学者；或经济界大亨。很多早年对国民政府满怀期待，2.28事件中并没有参加暴动，仅仅参与提出民主改革要求，但有的被公开逮捕枪毙，有的开会时被集体枪杀，有的被带走秘密处决，有的被关押、受酷刑，有的失踪…… 1947年的2.28事件，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至今仍没有确实的数字。一则是当时各机关处決人犯，不按法定程序，隨意滥捕、滥杀。二则是军队当时系沿街扫射，遭乱枪击毙的人数，根本无法计算。三则有些是被有关单位帶走，而秘密处決，迄今連屍骨都不知在何处（意即所谓的失踪），因此对于死亡人数仍众说纷云。数字从几千到十几万都有。据说根据前后几年死亡率对比，比较可信的死亡人数应在18,285——19,413人之間（不包括失踪人口）。 3月中旬，国防部长白崇禧來台“宣抚”，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高等法院的判決书宣告汤德章等无罪！那些幸而还没被枪决的人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之后，蒋介石废除了行政长官公署，撤换了陈仪，改派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陈仪后来被枪决）。有人将2.28运动称为台湾民主改革运动，究竟该怎样评价这场运动、怎样评价陈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95年4月以后台湾政府为抚平历史伤痛、促进族群融合，先后陆续颁布法令正式为2.28受难者恢复名誉、进行补偿、建立国家纪念馆。后又修正 “补偿”的用语，改为“赔偿”。代表政府愿意痛切正视过去的错误，彰显“人权立国”。此是后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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