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品牌背后都有故事

有一段时间，我频频出没北京的汉声巷，与汉声的温碧光老师等人探讨设计问题。其间经常需要拿出《曹雪芹札燕风筝图谱》这本书来佐证，每次温老师都特意叮嘱工作人员，拿繁体版的过来。即使就有一本简体版在手边。 我好奇心大作，将两个版本搁在一起，根本不用仔细观瞧或专业眼光，也能看出两者在印刷装订方面的差距。春季预订汉声图书时，我设定的书目原则是，如果某一种图书已经在大陆出了简体中文版，就不再引进繁体版进来。但对比了两个版本之后，我马上对温老师说，夏季征订，我准备把台版《曹雪芹札燕风筝》和《戏出年画》都收进去。 温老师说，繁体版《戏出年画》已经绝版。 温老师跟我说起《戏出年画》在制作过程中的故事。《戏出年画》在台湾付印时，正好承印厂家刚进口了一款新的海德堡印刷机型。黄永松老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印厂，尝试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印刷手段、不同的装订工艺。等这本书出来之后，海德堡厂家先购置了一批，说要把这本书作为他们新机器的示范产品，来向其他客户展示他们机器的印刷水准。 我不禁感慨了一下。 温老师对我说，任何一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能感受到，她的微笑背后蕴藏的骄傲。 这个故事后来被我屡屡提起。因为我们正在筹划张火丁老师的京剧画册，我用这个故事来激发设计和承印人员的斗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本书做成《戏出年画》那样的荣誉之作、示范之作？ 这样的雄心壮志很容易树立，但真要实现出来，谈何容易。 2008年九月份，我在宝岛漫游，一直想拜访一下台北的汉声巷，苦于没有他们的电话，便找北京的一个小兄弟帮忙。我言明此行的意图：想尝试一下，可否将汉声的图书通过合适的途径进口到大陆，让《读库》的读者分享这些图书。我和这个小兄弟都对这一计划非常看好，相信《读库》的读者肯定很乐于接受汉声系列图书。 小兄弟与黄永松老师相熟，他打通老头电话，老实不客气地说，你一定要好好接待老六，他是去帮你们的。 他把电话所说转述给我，我内心颇为得意，想这句话说得没错，如果可行的话，确实可以让一直卖得不够好的汉声图书提高销量。 等走进台北汉声巷，见到黄永松老师，我才知道自己的念头是多么轻佻。此前没有你的“帮助”，人家汉声都结结实实活了三十年；以后有没有你的“帮助”，黄老头照样气定神闲。 以后与汉声诸位同仁接触增多，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汉声涉及民间艺术和乡野调查的杂志系列长期亏损，而他们真正盈利的是幼儿读物，如“汉声小百科画报”等。温老师向我展示过一套他们出品的幼儿童话画册，重重一箱书，洋洋百万言。她说，这是汉声花了好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单是文字编辑，就有几十人之多，书中每一幅插图，他们都要找到文中所涉朝代的文物、遗迹，保证其色彩、格局、细节都一丝不苟。 这套书，在台湾销售了三十万套。 我还喜欢看汉声图书里的各类序、跋、编者按，甚至前言、图注、内容简介等说明性文字，喜欢弥漫其中的那种气息，对自己的土地、乡亲和手艺、传承，那是一种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 我经常与同行讲述自己的这两点感触，也是借以自勉：这样做书，不好卖都难。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鄙视了一下自己。难道，我的脑子里，除了“好卖”“不好卖”，就没有别的逻辑和判断了吗？ 就像我喜欢跟朋友讲起的汉声的另一个故事：十几年前，黄永松等人在浙江乡村发现了失传八百多年的“夹缬”印染工艺。他马上将村民们染的布全部买走，拉了好几车皮。 故事讲到这里，听的人莫不感慨：这些布，现在得多值钱啊。 这就是我们这些聪明机巧的大脑产生的唯一的必然的反应：投资、回报，商机、效益。 黄永松他们当时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村民们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值钱的，从而将这个手艺延续下来。至于这些布现在值多少钱，卖出去多少，也许根本不是十几年前的他们考虑得到的。 汉声系列的许多专题，作者其实是大陆人。这些学者花多年心血所做的调查、研究，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赔钱的书，于是在汉声出现之前，这些成果湮没无闻。 不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聪明人太多了吗？ 汉声做了三十年，没有做成上市公司，黄永松也没有跻身福布斯富豪榜，而是和他的一干战友蜗居在台北一套单元房里，做着穷年皓首的事情。这在我们这些“成功的路只一条”的商业头脑看来，他实在是太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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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频频出没北京的汉声巷，与汉声的温碧光老师等人探讨设计问题。其间经常需要拿出《曹雪芹札燕风筝图谱》这本书来佐证，每次温老师都特意叮嘱工作人员，拿繁体版的过来。即使就有一本简体版在手边。 我好奇心大作，将两个版本搁在一起，根本不用仔细观瞧或专业眼光，也能看出两者在印刷装订方面的差距。春季预订汉声图书时，我设定的书目原则是，如果某一种图书已经在大陆出了简体中文版，就不再引进繁体版进来。但对比了两个版本之后，我马上对温老师说，夏季征订，我准备把台版《曹雪芹札燕风筝》和《戏出年画》都收进去。 温老师说，繁体版《戏出年画》已经绝版。 温老师跟我说起《戏出年画》在制作过程中的故事。《戏出年画》在台湾付印时，正好承印厂家刚进口了一款新的海德堡印刷机型。黄永松老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印厂，尝试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印刷手段、不同的装订工艺。等这本书出来之后，海德堡厂家先购置了一批，说要把这本书作为他们新机器的示范产品，来向其他客户展示他们机器的印刷水准。 我不禁感慨了一下。 温老师对我说，任何一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能感受到，她的微笑背后蕴藏的骄傲。 这个故事后来被我屡屡提起。因为我们正在筹划张火丁老师的京剧画册，我用这个故事来激发设计和承印人员的斗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本书做成《戏出年画》那样的荣誉之作、示范之作？ 这样的雄心壮志很容易树立，但真要实现出来，谈何容易。 2008年九月份，我在宝岛漫游，一直想拜访一下台北的汉声巷，苦于没有他们的电话，便找北京的一个小兄弟帮忙。我言明此行的意图：想尝试一下，可否将汉声的图书通过合适的途径进口到大陆，让《读库》的读者分享这些图书。我和这个小兄弟都对这一计划非常看好，相信《读库》的读者肯定很乐于接受汉声系列图书。 小兄弟与黄永松老师相熟，他打通老头电话，老实不客气地说，你一定要好好接待老六，他是去帮你们的。 他把电话所说转述给我，我内心颇为得意，想这句话说得没错，如果可行的话，确实可以让一直卖得不够好的汉声图书提高销量。 等走进台北汉声巷，见到黄永松老师，我才知道自己的念头是多么轻佻。此前没有你的“帮助”，人家汉声都结结实实活了三十年；以后有没有你的“帮助”，黄老头照样气定神闲。 以后与汉声诸位同仁接触增多，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汉声涉及民间艺术和乡野调查的杂志系列长期亏损，而他们真正盈利的是幼儿读物，如“汉声小百科画报”等。温老师向我展示过一套他们出品的幼儿童话画册，重重一箱书，洋洋百万言。她说，这是汉声花了好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单是文字编辑，就有几十人之多，书中每一幅插图，他们都要找到文中所涉朝代的文物、遗迹，保证其色彩、格局、细节都一丝不苟。 这套书，在台湾销售了三十万套。 我还喜欢看汉声图书里的各类序、跋、编者按，甚至前言、图注、内容简介等说明性文字，喜欢弥漫其中的那种气息，对自己的土地、乡亲和手艺、传承，那是一种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 我经常与同行讲述自己的这两点感触，也是借以自勉：这样做书，不好卖都难。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鄙视了一下自己。难道，我的脑子里，除了“好卖”“不好卖”，就没有别的逻辑和判断了吗？ 就像我喜欢跟朋友讲起的汉声的另一个故事：十几年前，黄永松等人在浙江乡村发现了失传八百多年的“夹缬”印染工艺。他马上将村民们染的布全部买走，拉了好几车皮。 故事讲到这里，听的人莫不感慨：这些布，现在得多值钱啊。 这就是我们这些聪明机巧的大脑产生的唯一的必然的反应：投资、回报，商机、效益。 黄永松他们当时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村民们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值钱的，从而将这个手艺延续下来。至于这些布现在值多少钱，卖出去多少，也许根本不是十几年前的他们考虑得到的。 汉声系列的许多专题，作者其实是大陆人。这些学者花多年心血所做的调查、研究，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赔钱的书，于是在汉声出现之前，这些成果湮没无闻。 不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聪明人太多了吗？ 汉声做了三十年，没有做成上市公司，黄永松也没有跻身福布斯富豪榜，而是和他的一干战友蜗居在台北一套单元房里，做着穷年皓首的事情。这在我们这些“成功的路只一条”的商业头脑看来，他实在是太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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